百年追问：为什么大学需要通识教育？| 王丹红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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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3日，《文汇报》发表题为“‘学霸’的反思！施一公院士：‘如果当时不依照应试教育的思路选择课题，也许我可以做更重要的课题’”。文章中，施一公反省自己从1997年到普林斯顿大学做助教教授开始，将应试教育的精髓用于科研课题的选择上，果真“势如破竹”，至今已在《科学》和《自然》等顶尖杂志上发表60多篇论文，“但回头看，绝大部分文章虽然在科学研究领域很重要，但意义不大，因为这些成果无法在科学史上留下重要的影响。”
他说：“如果当时我不依照应试教育的思路选择课题，也许我可以做更重要的课题。显然，有更重要的课题存在。遗憾在当时，我未必敢做，甚至想都不会想。”
施一公1967年出生，1985年毕业于河南省实验中学，1985-1989年在清华大学本科学习，1995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和清华大学教授。2021年12月23日，作为西湖大学校长，他在上海举办的“2021年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工作推进会暨第二届致远学院拔尖人才培养论坛”上发言，回顾应试教育对自己科研事业的影响。
从2000年开始，中国诸多综合性大学实施本科生教育改革，创建荣誉本科生学院，提倡并实践“通识教育”：2001年9月，北京大学创办“元培学院”，这是以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名字命名的本科学院；2005年9月，复旦大学成立复旦学院；2004年南京东南大学成立“吴健雄学院”；2010年初，上海交通大学成立“致远学院”……
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则可以追溯至1919年哥伦比亚大学为本科生开设“当代文明”课程。历经百年曲折，哥伦比亚大学形成了“当代文明”、“人文学”、“现代科学前沿”和“大学写作”等大学本科教育“核心课程”，并为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高校借鉴，成为世界多所著名大学实施通识教育的原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天，中国高等院校重新重视本科教育，《知识分子》专栏作者王丹红撰文介绍哥伦比亚大学百年通识教育的起源、发展、理念和方法，以资借鉴。
故事要从75年前，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破格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说起。撰文 | 王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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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经西南联合大学吴大猷教授推荐，20岁的李政道获中国政府的一笔奖学金赴美国留学，但他当时只有大学两年的经历，没有本科文凭，申请研究生院基本不可能。
芝加哥大学是个例外，可接受没有正式文凭的学生，但有一个要求：该生必须熟读过哈钦斯（Robert Hutchins，1899-1977）校长指定的几十本西方文化名著，并通过相关考试。
年轻的李政道对这些书和作者一无所知，他向芝加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解释：
招生办公室负责人信了李政道的话，觉得也有其道理，就让他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
十年后，1956年6月22日，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教授李政道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杨振宁，向《物理评论》投递论文《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因为这篇论文，李政道和杨振宁共同分享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
哈钦斯校长提出的经典阅读要求，源于他在1929年出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共同核心（Common Core）教育理念：大学教育不是教导年青人如何谋生，也不是为工业界培训人力，而是为国家和世界培养负责任的公民，应回到古希腊的人文教育，让学生熟读百本经典。
哈钦斯校长通识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借鉴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19年开设的 “当代文明” 课程和1920年为本科生开设的荣誉课程：通过阅读自古希腊以来近3000年西方文明的伟大著作，认识当今社会的现实问题，因为人类生活中的问题，无论在当代或者古希腊、古罗马，永远都是一样的，即是 “人” 的问题——爱与恨、善与恶、战争与和平、毁灭与创造、幸福与责任、自由与安全等。
192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以下简称为 “哥大”）静悄悄地实施本科教育改革，学习经典、追溯文明、研究当代问题。在太平洋彼岸，以北京大学（以下简称为“北大”）为策源地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 风起云涌，席卷全中国，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是从哥大取得博士学位的北大教授胡适。
不同于哥大回归经典的通识教育，北大 “新文化运动” 代表的文学革命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
历经百年，哥大本科教育形成了以 “当代文明” “人文学（文学、艺术和音乐）、大学写作” 和 “前沿科学” 为主体的 “核心课程”，成为大学本科教育的基石，并为美国和世界多所著名大学实施通识教育所借鉴。而在中国， “五四运动” 八十多年后，2001年9月，北大启动以老校长蔡元培名字命名的 “元培学院”，实施本科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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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近乎分崩离析时
知识的价值再度重现”
——2021年，哥伦比亚大学对本科教育核心课程的阐释
1995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为庆祝大学 “核心课程” 创建75周年出版了一本书：《秩序的绿洲：哥伦比亚学院核心课程》（An Oasis of Order：The Core Curriculum at Columbia College）。作者蒂莫西·克洛斯（Timothy P. Cross）从1990年开始教授 “当代文明” 课程，他在这本书中写道：
自从哥伦比亚学院（编者注：1784-189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名字为“哥伦比亚学院”）在1919年9月为本科生们开设第一堂 “当代文明” 课程，这一课程几乎每年都在开设，成为本科生们的必修课，至今从未中断过。
2020年年初，当我着手研究哥大 “核心课程” 时，我知道它是以西方经典阅读为基石，但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强调经典阅读的课程以“当代”而不是 “古典” 或 “经典” 命名？
直到一年多后，我读到杨福家院士2015年出版的《博雅教育》（第三版）。他就1919年开始形成的 “哥大模式” 写道：
杨福家先生的话帮助我理解哥大“当代文明”课程的含义，即要理解当今世界的问题，必须从人类已有经历即经典著作中汲取智慧。但杨先生将哥大“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译为“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有待商榷。实际上，从1919年 “当代文明” 课程开始，哥大的本科教育已在18世纪培养精英的 “博雅教育” 上，发展出大学本科必修的 “通识教育”，为进一步的专业化教育或研究打下基础。
“当代文明” 课程创立一百年后，2019年8月25日晚，在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哥大校长李·布林格（Lee Bollinger，1946.4.30-）致辞，谈到大学的本质和核心课程：
布林格校长演讲几个月后，新冠病毒大流行，人类再次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以及如何应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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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1919，战争与和平
当代文明课程的最高目标：告诉每个学生对生命有价值的信息。
在《秩序的绿洲：哥伦比亚学院核心课程》中，克洛斯写道：尽管通常情况下“当代文明”课程的起源被追溯到1919年，但实际上变革因素出现得更早。
哥伦比亚大学源于英国国王1754年10月在纽约创建的 “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当时的学生主要来自纽约的传统贵族家庭，他们在四年时间里学习必修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著作，接受以人文教育为核心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类似于中国古代教育理念—— “君子不器”。
1800年后，随着大批欧洲移民的涌入，移民学生的就业需求增加，而受到英国和德国大学专业化教育的影响，美国大学面临职业化教育的压力。
1880年，哥伦比亚学院校长巴纳德（Frederick Augustus Porter Barnard，1809-1889）提出两项课程改革措施：一是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应该有更多的选择性课程，以适应就业需求，二是要求以更有效的现代英文逐步代替希腊文和拉丁文。这些改革措施一直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6-1917学年，希腊文和拉丁文不再成为哥大的入学要求。
然而，巴纳德校长的课程改革在大学里引发激烈争论。
支持方认为，本科生的博雅教育已经成为大学朝正确方向发展的障碍，他们支持本科生进行专业化训练，代表人物是约翰·伯格斯（John Burgess，1844-1931），他当时任哥大法学院历史、政治科学和国际法系主任，曾在德国多所大学留学，主张采纳德国大学体制，在大学里对学生进行职业训练，他领导设立了哥大的第一所研究生院。
反对方强调，大学的本质是 “培育人”（Making men），而非训练学者或专业人才。代表人物是数学教授约翰·霍华德·凡·阿姆林奇 (John Howard Van Amringe，1835-1915），他坚持认为大学对年轻人的真正价值在于 “教育他们往前看往后看，用自己的头脑在现代社会中文明生存”。阿姆林奇1888-1890年出任美国数学协会第一任会长，1895年出任哥伦比亚本科学院第一位教务长，他孜孜不倦地捍卫大学传统的博雅教育，反对任何削弱它的努力。
大学在争执中达成妥协。1905年，哥大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1862-1947）宣布 “哥伦比亚计划”，允许符合资格的大学三四年级学生到研究生院选课。对此，阿姆林奇公开警告：大学近乎于堕落为一所职业学校的前厅。
1917-1918年，美国参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包括哥大学生在内的400万人在军中服役。期间，哥大与美国军方合作，为哥大的“学生陆军训练团”开设了一门新课“战争问题”。战后，为了迎接从战场归来的学生，哥大考虑开设“和平问题”课程，讨论战后时代的需求。
教授们在讨论这一新课程时，曾提出多个命名：当代历史、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等。他们认为，这一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为公民，让他们在参加社会时有清晰的判断力和智慧。
最终，“和平问题”课程被正式命名为“当代文明”。
1919年9月，巴特勒校长在开学典礼上宣布了新课程的诞生。
哲学教授约翰·科斯（John Coss，1884-1940）出任第一届 “当代文明” 课程负责人。他解释说，课程设置的目的是：通过让学生了解他们所处环境中的现实情况，包括自然资源、人类资源和其近代历史，向学生们介绍当今社会中的永恒问题。
自此，哥大在以人文教育为目的的博雅教育的基础上，增加了人类历史、政治、经济、哲学等课程，发展其为通识教育，以期在专业化教育之前，为学生们打下广博、深刻而坚实的知识基础，也开启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传奇。
至今，“当代文明” 仍然是哥大本科生必修一年的课程，构成哥大本科教育核心课程的第一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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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通识课程：
以现代英语阅读经典著作
1920年，哥大社会科学的教授们合作创立“当代文明”课程之时，人文学的教授们也开始了自己的革命。
在英语文学教授约翰·厄斯金（John Erskine，1879-1951）的激励和领导下，哥大从1920年秋季开始为高年级本科生开设为期两学年的荣誉通识课程（General Honors Course）， 这个以经典阅读为基础的课程，在未来百年中发展为哥大 “核心课程” 的第二大支柱——人文学（The Humanities）。
人文学或人文科学，源出于拉丁文 Humanitas，意为人性、教养，十五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开始用此词，指有关人类利益的学问，以区别于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神学。
荣誉通识课程的开设背景和缘由类似于当代文明课程。
1919年，从欧洲战场回到纽约的厄斯金，设置了一门为期两学年的经典阅读课程，指导学生们每周阅读一本书，并在每周的研讨班上讨论2-3小时。
厄斯金在回忆创建此课程初衷时说，当时他和同事普遍担忧 “年轻一代对文学的无知”。许多教授相信，学生们可能除了知道书名和作者，几乎没有读过真正的经典，比如荷马、维吉尔、但丁或其他巨人经过时间洗礼的经典之作，而大学教育应该是弥补这一缺陷的最佳方式。但是，哥大的课程设置越来越倾向于职业和学术专业化，匆忙获得学位的教育并不鼓励经典阅读。
课程最初被命名为 “荣誉通识课程”，是因为它并不是为每位本科生设计的，而是针对经过推荐和考核的高年级优等生；到了1937年才发展为哥大“核心课程”中的本科生必修课。
“荣誉通识课程” 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是：以现代英语阅读经典著作。
在当时的文学课程中，经典著作基本上都是以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撰写。厄斯金认为：语言不应该成为年轻学生阅读经典的障碍，较之古典语言研究，经典著作的内容、思想和意义更为重要。
方法上，除了强调经典阅读外，厄斯金真正的创新是鼓励学生们 “将《伊利亚特》《奥德赛》和其它经典当作最近的出版物，以身临其境的方式调查和讨论”。这意味着学生们不仅需要阅读翻译为现代英语的名著，而且要跳出传统专业的界线来阅读。
根据他的要求，每一本经典都需要一手阅读，学生们应该带着自身的直接经验去真正阅读和讨论每本书，不应该以文学评论或第二手资料为导向；阅读耳熟能详的伟大作家的书的经验，不同于以学术探讨为目的的阅读。
对于通识荣誉课程委员会来说，一个关键而持久的问题是：一本伟大的著作是由什么构成的？
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棘手难题。
于是，委员会委托厄斯金根据自己的经验起草一份书单。
厄斯金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一本伟大的书应该是这样的一本书，它在（出版至今）漫长的时间里，一直对各种各样的人们都有意义...... 真正伟大的作者会因各种不同理由被各种类型的人们所接受。” 换句话来说，厄斯金认为，经典的伟大之处源于它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在于读者对其持不同观点，而不在于读者对其持相同或完全相同的观点。
100年后，哥大校长布林格在2021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说：......重要的是，人文学和艺术学的老师们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谁？应该如何生活？为什么而生活？特别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它尊重事实、理性、文明地追求真理，良好的生活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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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音乐 艺术
1920年秋，厄斯金为荣誉通识课程列出了75本书，时间从公元前九世纪左右的《荷马史诗》到19世纪哥德的《浮士德》，这是一份跨越近3000年的文学经典。百年后的今天，虽几经修改，哥大通识课程的书单仍保留了厄斯金原始书单中85%的书目。
在荣誉通识课程上，学生们每周读一本书，然后参加每周三晚上25人左右的研讨班，两位指导老师激发学生们发表自己的意见并相互讨论，但不过多参与争论；研讨会的气氛以讨论而非演讲为主，直接结果是学生们对一本书的真正理解和尊重，在2000多年的文学经典中体验人生。
然而，荣誉通识课程在1929年一度中断，但哥大对伟大书籍的兴趣依然持续。直到1932年，“荣誉通识课程” 以 “重要书籍讨论会”（Colloquium in Important Books）的形式恢复，并得到发展壮大。在此期间，哥大将 “当代文明” 扩展为两学年的课程。
“经典研读” 的理念不仅对哥大带来重大影响，而且很快为其他大学借鉴，比如芝加哥大学、圣母大学、圣约翰大学等，他们不仅借鉴了讨论课的方式，也借用了厄斯金最初的荣誉通识课程书单。
然而，荣誉通识课程是给选拔出来的大学三四年级学生开设的，一二年级学生的人文学教育仍然是空白，这个空白非 “当代文明” 课程所能弥补。
1934年，哥大组织了一个教授委员会，讨论人文学教学问题。
委员会认为：在一年级和二年级里，学生应该对人类文学和艺术的存在及其相互关系有基本认识，正如 “当代文明” 课程相对于社会科学，人文学课程应相对于文学（包括哲学）和艺术”，它们为学生打下基础，对人类的存在和经历进行讨论。
1937年9月，哥大在荣誉通识课程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新的人文学系列课程：人文学A-文学人文学（Humanities A-Literature Humanities），这个为期一年的课程是所有本科生的必修课，内容涵盖从古典时代到18世纪末的西方文学和哲学经典；人文学B-艺术和音乐人文学（HumanitiesB-Music and Fine arts），为期一年的课程是二年级学生的选修课。1947年，人文学B成为必修课，同时分开为两个课程：艺术人文学和音乐人文学。
这些人文学课程发展至今，成为哥大 “核心课程” 的第二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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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前沿”：核心课程第三支柱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关于教育的一个共同观点是：知识是一种业已存在的东西，人们未曾想过去发现新知识，大学被视为储存和传承知识的学术机构。
到十九世纪，以强调学术自由的德国大学为先锋，从自然界到文学、历史和神学等领域，科学思想和方法促成了新知识的发现，创新和发现成为重要价值，大学被赋予新功能：发现新知识。学者们呼吁拓宽新知识领域，并对发现的哲学原理加以整合和归纳，科学教育因此成为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部分。
1937年，哥大为本科生设立一门新的选修课——为期两年的自然科学序列：科学A和B。尽管经历了一波三折的中断和再生，科学课程仍将学生带领到人类新知识前沿。
如今，“前沿科学课程”（Frontiers of Science）与 “当代文明” 和 “人文学系列”，构成了哥大本科生教育 “核心课程” 的三大支柱。
科学的特点之一是专门化，而通识教育中的科学教育则是以哲学解释为目的。一位作者写道：“教育的最高境界是所有科目上的泛化，和一个科目上的精深。” 作为通识教育的科学课程，是智力和学术上的启蒙，而非专业或职业的。
从1937年创立开始，科学课程的授课方式就面临挑战。不同于 “当代文明” 和 “人文学系列” 课程的小型研讨班，科学课程一开始的大班制授课方式效果并不明显。经过反复试验和修订，形成了今天讲座、授课和讨论班相结合的方式。
哥大今天的“前沿科学”包括四个科学领域：意识和大脑（Mind and Brain）、天文学（Astrophysics）、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和地球科学（Earth Science）。
哥大官网是这样介绍 “前沿科学” 这一 “核心课程”的：
“ ‘前沿科学’ 是一门一学年课程，它将现代科学综合进哥伦比亚大学的核心课程。它的目的是挑战学生们思考周围的世界、科学家们帮助人类回答自然和自身各种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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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不设专职教师
从 “当代文明” 课程创立至今的百年，哥大 “核心课程” 发展成为本科教育基石，但在行政管理上，哥大从未设立专门的 “核心课程” 系或学院来组织实施教育。
也就是说，授课老师均是在完成本职工作后的兼职授课。“核心课程”的师资力量来自相关院系的教授、讲师和博士研究生，哥大则以课程委员会的方式来组织和领导课程教育，委员会每周或每月召开一次工作会议，讨论教学计划等问题，授课教师属于自各所在部门。
哥大承认，这种授课方式给老师们增加了额外的沉重负担，但强调它源于核心课程的历史和哲学理念。
“当代文明” 的授课方式或可阐释这一理念。
创立于1919年的 “当代文明”，授课方式受到当时哥大教授杜威的影响。
杜威在1916年出版的著作《民主和教育》中表示，教育是一个过程，开始于童年时代并贯穿于终身，他坚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主动参与，“教育必须被当作为一种经验的持续重建”。他强调学习要结合生活的实际经验。
1920年，哥大第一届 “当代文明” 课程负责人科斯教授致信正在中国访问的杜威，讨论关于授课的相关问题。“当代文明” 的授课，坚持学生主动参与的研讨班比大课堂灌输式授课更重要，研讨班是20-25人的小班制，教师引导学生讨论，而不是站在讲台上授课。
另外，“当代文明” 的交叉学科性质，让它很难组建自己的专职教授。1919年第一次开课，15位授课教师分别自历史系、哲学系、政府系、经济系和社会学系等，之后还有哲学系的教师加入。
不组建专职教师队伍，给“当代文明”课程自身带来困难，哥大不仅需要寻找一种机制以处理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而且也面临如何在来自不同系的教师间形成团队精神的问题。
为此，“当代文明” 课程很快组建了一支小型行政队伍，第一届主任是是哲学系教授科斯。和其他教师一样，他不可能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新课程中，解决办法是每周召开一次 “当代文明” 教师会议，每年组织一次教师复活节野营。这种方法不仅持续百年直到今天，而且也为“核心课程”的其它课程所借鉴。
百年后，我们来看看2021年哥伦比亚大学核心课程 “科学前沿” 的师资队伍：“科学前沿” 委员会两位负责人，一位是化学系的高级教师，一位是天文系的教授，另外16位教师分别来自于天文物理系、生物科学家、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地球科学家系、社会学系、生态进化和环境生物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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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书”
左：哈钦斯（左）在看《伟大的书》的其中一卷。
右：1952年出版的54卷“西方世界之伟大书籍”，涵盖了西方从荷马、奥古斯丁到达尔文、弗洛伊德等74位作家的443部作品。
1952年4月15日，纽约华尔道夫·阿斯托利酒店，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公司举行 “西方世界之伟大书籍” 发布会。这套皇皇54卷的巨作，涵盖了西方从荷马、奥古斯丁到达尔文、弗洛伊德等74位作家的443部作品。
它的主编之一、芝加哥大学荣誉校长哈钦斯在发布会上发表演讲：“这不仅仅是一套书，也不仅仅是一席人文教育，‘西方世界之伟大书籍’ 是一次虔诚之旅。我们的存在本源在于斯，我们的文化遗产在于斯。这就是西方，这就是它对人类的意义。”
“西方世界之伟大书籍” 的第一套和第二套，作为礼物赠送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纽约时报》评价：这套书的出版是人类智慧的伟大胜利、人类心灵的一大胜利，也是文学上的一大胜利。
从策划到出版，“西方世界之伟大书籍” 历时八年、耗资200万美元，项目的两位主编是哈钦斯和阿德勒。
莫蒂默·杰尔姆·阿德勒（Mortimer J. Adler，1902-2001），1902年出生于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本科教育后留校工作，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1923年，21岁的他成为厄斯金通识荣誉课程教师团队中的一员，并终其一生致力于西方经典阅读和教育。
1929年，30岁的哈钦斯出任芝加哥大学校长。年轻的校长对芝加哥大学实施一系列大规划甚至是有争议的改革，比如取消大学足球队、支持学科交叉项目，其中最具深远影响力的学术改革是：以全新教学方式改革大学本科学院教育，包括经典阅读、苏格拉底对话、综合考试和早期入学等。
另外，他力排众议，聘请好友、哥伦比亚大学教师阿德勒为芝加哥大学的法律哲学教授。
借鉴哥大荣誉通识课程，哈钦斯和阿德勒合作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了 “共同核心课程”，发起了 “西方世界之伟大书籍” 项目，让学生通晓西方经典中的伟大著作，了解人类文明在近3000年中形成的伟大观念。
在此基础上，他们1945年在芝加哥创建了 “伟大书籍基金会” 和哲学研究所，1952年出版的54卷 “西方世界之伟大书籍” 是其中一项伟大成就。
与此同时，从1930年代开始，以哈钦斯和阿德勒等为核心，40多位在美国大学讲授经典著作的青年教师们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发表著述和演讲，为复兴西方古老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而努力，他们被人们称为 “名著仔”（Great Book Boys），阿德勒则称其为 “永恒主义者”（Perennialists）。
相比较于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永恒主义更强调人文学中包含的价值和理论的理解，他们认为世事的变化只是表面现象，而控制世界的根本原则是永恒不变的，并强调用知识和智慧来解决现实世界所面临的问题。
厄斯金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荣誉通识课程时，为学生们编写了名著阅读书目，这一书目为芝加哥大学等多所大学借鉴。
到了1943年，“名著仔” 们发现，某些伟大的书籍缺乏好版本，有些无法获得，或尚未翻译为英文。阿德勒向哈钦斯建议：出版有限的一套伟大书籍，不仅适合我们的时代，也要适合未来的几十年。
此建议获得了哈钦斯好友威廉姆·本顿（William Benton，1900-1973）的支持，本顿是大英百科全书出版人，也是哈钦斯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同班同学，他提议遴选出版西方经典中最伟大的著作，并聘请哈钦斯和阿德勒出任该项目的主编。
本顿1920-30年代是纽约广告业大亨。受哈钦斯鼓励，本顿回归学术界。在以100万美元出售自己的广告业股份后，他于1937年出任芝加哥大学副校长，全力协助哈钦斯的教育改革事业。1940年代，本顿敦促芝加哥大学接管 “大英百科全书” 公司，为此出钱出力，并于1943-1973年出任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出版人。
1945年，本顿辞去芝加哥大学副校长职务，出任美国联邦政府助理国务卿。
他支持出版的西方世界之伟大书籍，第一套54卷于1952年出生，第二套60卷于199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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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观念”
从课堂学生到社会大众，阿德勒是经典阅读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从1945年开始，他执笔报纸专栏—— “伟大书籍中的伟大观念”，为人类无止境地了解世界和自己做出卓越贡献；他出版通俗读物《如何阅读一本书》。1963年，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出版了他和哈钦斯合作主编的十卷本《伟大书籍入门指南》（Gateway to the Great Books），被誉为 “三千年西方思想的第一部指南”。
阿德勒从西方伟大的书籍中提取出伟大的观念，分类为102个题目，在这些题目之下再分成3000个项目，方便读者查阅。他提出的伟大观念包括：天使、动物、贵族政治、艺术、天文学、美、存在、真理、幸福、政府、战争与和平、善与恶、义务、惩罚、民主政治、教育、上帝、爱、不朽、自由等。
他在书中写道：伟大的书籍是永远不必重写的书，但他们探讨的伟大观念正是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天生有权探讨的，这些伟大的观念应不断被探索和再探索...... 面对20世纪，我们同胞学习过去智慧的热望，他们不是求得问题的解决或求一个正确答案，而是期冀从西方的经典著作的阅读中，深刻思考现实问题，以作出明智的决策。
人类生活中形成的伟大观念，体现在核心课程的教育中。比如，杨福家先生在《博雅教育》中介绍的哈佛大学通识教育。
2007年5月15日，哈佛批准了新通识教育大纲（General Education），涉及八个领域：美学与阐释、文化与信仰、经验与数学、伦理思考、生命系统科学、物质世界科学、世界上的社会、美国与世界。课程具体要求，以伦理思考（Ethical Reasoning）为例：教育如何思考道德、政治信仰和习俗，如何思考和评价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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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从杜威 打倒“孔家店”？
《秩序的绿洲：哥伦比亚学院核心课程》写道，约翰·杜威的教育理念对 “当代文明” 发挥了影响，虽然他从未直接参与课程的教学。
百年后的今天，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1920年前后，杜威的教育哲学理念对美国和中国的两所著名大学均产生影响，但两所大学对杜威教育理念有截然不同的解读和实践，影响延续至今。
杜威强调学生应积极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在哥伦比亚大学 “当代文明” 课程实施中，将之实践为鼓励引导学生带着自身经验研讨西方经典，从中吸取经验和智慧，认识当今社会的问题，因此实施了小班讨论班方式；而在太平洋彼岸的北京大学，杜威理念被解读为 “实用主义” ，促成了中国教育界一场浩浩荡荡的革新运动——运动的旗手是北京大学教授胡适。
1915-1917年夏，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博士，1917年秋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在中国，胡适将杜威的教育思想宣扬为 “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以怀疑为起点，寻找新事物或新知识以解决现实生活的观点，并将其归纳为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北京大学在以民主精神实施教育之时，反对传统教育，甚至出现了 “打倒孔家店” 的口号。
百年后，哥伦比亚大学发展出 “核心教育” 课程，成为大学本科教育的基石；2001年9月，在 “新文化运动” 80年后，北京大学设立以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名字命名的 “元培学院”，试点本科生通识教育。
在2020年10月出版的《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上，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赵康在《胡适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吸收和转化——以杜威访华时期为中心》指出：杜威访华前，胡适已大力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他对杜威教育思想的阐述精辟,但也反映出其选择倾向、阐释的缺失和过度现象；杜威访华期间，他对杜威演讲的翻译有误译和漏译之处，并招致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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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你自己”
“西方世界之伟大书籍” 和《伟大书籍入门指南》等，成为美国一代又一代的大学生们的通识教育宝藏，他们围坐在桌子旁讨论阅读内容及其启发的问题。这些学生，包括1961年入学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院的大卫·邓比（David Denby，1943-）。
1991年，48岁的邓比已经是著名的记者和电影评论人。大学毕业26年后，他再一次走进哥伦比亚大学 “核心课程” 课堂，在两年时间里和一群18、19岁的大学生共同上课。1996年，他将自己重回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经历写成《伟大的书》（Great Books）一书出版。
书的开头，是教授核心课程的一位教授告诉学生的话：通过人文教育，每个学生的目的是形成自己。而邓比也在重回教室后，再次找回了自己。正如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横梁上铭刻的警句：认识你自己。
作家乔伊斯·奥茨（Joyce Oates）《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伟大的书》是“一场生动的智力探险，充满无限的热情”。在文章 “当代思想：20世纪的知识历史”（In the Modern Mind：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中，英国思想史学家彼特·沃森（Peter Watson）认为，《伟大的书》是对文化战争最原始的反应。
时任纽约州长的Mario Cuomo读完《伟大的书》后说：“我觉得自己已经欠了哥伦比亚和邓比教授的学费。”
包括中文版在内，这本书被译为13种语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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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经》到《荷马史诗》：
三千年文明
李政道先生1926年出生于上海，父亲毕业于金陵大学，母亲毕业于上海启明中学。父母重视孩子们的教育，家中聘请有国文和国术老师，他先后入学上海私立清心中学校小学部、国光中学、东吴大学附中等，打下深厚的国学功底。他也因此能在1946年以东方经典的阅读，破格进入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院。十年后，30岁的李政道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正教授，并在这一年做出获得诺贝尔的工作。
2015年，李政道图书馆在上海交通大学落成，图书馆的天桥上有一行浮雕：“以天之语 解物之道”，它是李政道一生追求科学的心声。
李政道先生在芝加哥大学的经历，将我指向追寻东西文明的发展之路，发现二者有太多相似之处。
大约在3000年前，人类文明的童年时代，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海洋文明在古希腊出现，成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基本上同一时期，在中国出现了以《诗经》为代表的大陆文明，成为东方文明的源头。
古希腊有智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典中国有哲人孔子、孟子、老子；公元前400多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Herodotus）著《历史》，公元前100多年，中国文学家司马迁著《史记》，记录上古3000多年的历史；公元前306年，托勒密一世（Ptolemy I Soter，公元前323-公元前282）兴建亚历山大图书馆，梦想总汇世界智慧，收集全世界的知识之书；公元前100多年，中国初汉时代汉惠帝在皇宫未央宫中建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收藏天下图书。
1920年代，在美国，当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们反思西方文明的传统，创建 “当代文明” 和 “荣誉通识” 课程时，在中国，北京大学在胡适教授等的带领下，正如如火如荼地开展反传统的 “新文化运动”，南京东南大学的梅光迪、吴宓教授等以新人文主义者自称，创立现代保守主义阵地《学衡》杂志，认同、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文言文，其宗旨为“论究学衡 阐真真理 昌明国故 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在南北文化争论中，“学衡派” 败下阵来，基本上销声匿迹。
大约一个世纪之后，中国教育家杨福家教授出版《博雅教育》，论述大学博雅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他在前言中写道：“中国梦，在我看来，首先是教育梦。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科技腾飞，教育是根本。教育如何提升呢？我认为，博雅教育是中国教育提升的方向。我对博雅教育的认识和体会也不是一蹴而成的，在任复旦大学校长时，并不了解博雅教育。”
杨福家1936年出生于上海，1958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93-1999年任复旦大学校长，2001-2012年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2004年起任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他解释博雅教育，“博：文理融合，学科交叉，在广博的基础上求深度，博学多闻，博古通今；雅：做人第一，修业第二；君子以厚德载物，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2019年8月，哥大开学典礼上，校长布林格谆谆告诫新生们：每当你走进核心课程的教室，或是任何课堂，每当你感受到学习和思考新事物的喜悦，或是参与学校对当今热点话题的讨论，我都希望在你脑海的某个角落里有声音提醒你，这些表象之下运作的根本原则以及这些原则从何而来。
后 记
我用了近两年时间研究 “通识教育”，从基本概念的混沌模糊到逐渐清晰后，开始写文章。但文章的写作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概念多、线索交叉复杂，写作持续了四个多月，在完成90%的内容之后，我却始终不知道该如何结尾。2021年12月24日，我读到《文汇报》文章：“施一公院士：‘如果当时不依照应试教育的思想选择课题，也许我可以做更重要的课题’”，我佩服施一公勇敢反省自己1980年代在国内的中学和大学本科教育，当天晚上完成了自己的文章。写完文章后的一天，我和先生在西湖大学的新同事张鑫教授聊天，知道张鑫的博士导师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女教授单舒瓯。先生为我买来单舒瓯父亲写女儿的书《蛋白质女孩在美国》（2005年出版）。从上海武宁路小学到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中，单舒瓯在国内完成了中小学教育。1991年秋，当施一公正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18岁的她赴美国马里兰大学留学。2000年，她成为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单舒瓯父亲在书中引用了一封家信，是单舒瓯对自己在国内所受教育的反思：
我深有感慨的是小学、中学十几年的过于正规的教育，虽然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底子，可对我也有意无意地套上了一个无形的禁锢，这禁锢有多牢，对我的影响会有多大，我能不能摆脱它，能不能让我的思维获得自由，这是我在开始研究生生涯之前，要好好想清楚弄明白的一个问题，而且对于这个问题至少也要让自己有正确的了解并加以估量……
2012．3.28日，在美国化学会年会上，张鑫（左）和博士导师单舒瓯（中）、博士后导师Jeffery W. Kelly
单舒瓯的反思令我想起自己十多年前的一个经历。2005年的一天，作为中国科学院科学时报社记者，我到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园区听哈佛大学数学家丘成桐教授的学术报告。我早已知道丘先生的鼎鼎大名，他26岁时证明“卡拉比猜想”，1982年33岁时被授予数学界最高奖——菲尔茨奖。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去听这场学术报告。演讲之初，丘先生并不是讲三维抽象的图形和数学，而是以中国诗词形容自己的研究过程，他在大屏幕上打出清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所讲学问的三种境界：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我熟悉这三句诗词，却从未这样理解过它们。十多年过去，我只模糊记得丘先生天方夜谭般的数学演讲，却永恒记住了这位数学家借用中国诗词比喻自己做研究境界。这是文理融通的时刻，也是我的启蒙时刻：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认识你自己”。 我对先生说，经过近两年的研究，写完通识教育这篇文章，最大的收获是我自己：我发现了自己三十多前大学教育中所缺失的部分，“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2022.1.22 星期六 第八稿
制版编辑 | 姜丝鸭